第104章 京兆府解头（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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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2在唐代的政治生态当中，宰相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宰相是什么样的性格与作风、秉持怎样的施政方针，都极大的影响乃至于直接决定了当时的政治形态如何。这一点，尤其在盛唐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

在盛唐时期的众多宰相当中，李元纮的事迹不甚彰显，最为人知还是其人在担任雍州司户时顶着上司和太平公主的压力公允判决，留下了南山铁案这一典故。

至于其在宰相位置上，除了清俭正直的作风和与同僚的冲突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实事可称。但《旧唐书》还是记载了一则，那就是李元纮阻止屯田关辅。

开元年间，宇文融负责括田括户，在括田的政策当中有一项就是罢内外百官职田，给还逃户及贫下户欠丁田。

但百官职田被罢后，每亩地要给两斗粟的地子补偿，按照开元年间内外百官职田数据来算，单此一项开支就达到了每年两百万石粟。而这些需要给予的职田地子，很大一部分又集中在关中、尤其是近畿的关辅地区。

得获田地的还逃户本身属于轻税户，朝廷几年时间内都不能从其户中收取到正税，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关中地区这一项改革实际上的效果是得不偿失。

因此又有朝臣建议干脆以百官职田作为田本，在关辅进行屯田，由此直接获得收入。

这种思路就是宇文融括田思路的一个延伸和补充，即将分散于州县的职田以屯田进行公私置换，将这些土地和人口聚集在一起，绕过地方官府的管辖进行特殊管理，从而掩饰关中括田不如预期的情况。

作为宰相的李元纮否决了这一提议，并且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军国不同，中外异制”，盲目进行恐怕会得不偿失、家国两困。

作为这一事情反例的，就是开元后期以吏治入朝的牛仙客罔顾军国不同、中外异制，大肆推行和籴，给大唐的财赋体系和地方的行政与经济生态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与伤害。

至于另一道策问题，江南以布折租，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其根源就在于唐代初期所奉行的以征收实物为主体的租庸调赋税方法，已经不适合唐代这一大一统帝国生产力的恢复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又由于一直没有一个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充足的货币供给，迟迟难以进行整体的赋税改革。

李元纮虽然是当朝宰相，但若是讲到高屋建瓴的看待问题、指出唐代政治的弊端，他的视野是的确不如张岱这么大和透彻。

许多人讲到古人古事，往往有一种不明觉厉的滤镜加持。

但事实上大部分古人终其一生所接触到的人事、所经受的观点碰撞以及对所处世界的了解，都不如后人一年所接受的那么多，当然天天看营销号那严重阉割的观点灌输的例外。

张岱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不会有什么人和事来打断他的解试，便也不再故弄玄虚，拿出纸笔来便开始奋笔疾书、伏案答题。

张均还在外边低头盘算着稍后怎么拖延应答策问，他倒是能想明白李元纮并不是针对他儿子、而是在针对他。

所以如果张岱应答不合格、被李元纮抓住痛脚后，他儿子解试过不过得了还是其次，他自己则就要被大加责难，甚至难能继续立足于中书省。

可是他这里刚刚组织好说辞，再抬头看去，却发现他儿子非但没有推脱，反而已经开始挥笔答题起来。

“这逆子当真骄狂！”

他心内暗骂一声，当即举步便要入内喝阻，然而刚刚来到门前，便被省中吏员举手拦截道：“虽然张舍人家教严谨、立身正直，但与张郎毕竟是至亲，还需避嫌……”

张均听到这话，恨恨退到一边，转而就连家中的父亲都埋怨起来。

这祖孙俩不知打的什么主意，连自己都给死死瞒住，丝毫不体恤他在省中任事的艰难，如今事情闹到这一步田地仍然不知收敛，一老一少俱是人间闲物，到最后罪责还得他一人承受！

且不说张均避在一旁满腹牢骚，裴敦复和席豫也都有些紧张的望着正在伏案答题的张岱。

之前其人杂文诗赋那么精彩，固然让人惊艳不已，但两人也都心知必然是提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眼下乃是宰相临时拟题，如果前后表现差异过大，无疑是说不过去的，甚至被直接咎以舞弊之罪都有可能。

内外相关的几人心情忐忑，但张岱却是越答越顺畅。

虽然策问没有具体的文章可抄，但他本身的古文功底也足以支持他将自己的观点和论据讲述清楚，或许并不如古人那些策论名篇文采飞扬，但这种文章所重要的也并不是文采。

关中屯田，他便紧紧扣住一个“军国不同，中外异制”的题眼，然后再继续补充自己的论据。

比如公私易田对民众和农事的滋扰、屯丁的征发对自耕农的破坏、庸役的滥派等等，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充分的重视和妥善的解决，那么看似扩产增收的屯田实则是建立在对民的更大压迫上，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土地的兼并。

至于江南的以布折租，他则以“天子治人，各因所便”而破题，实际上还是秉持了先秦以来“任土所宜”的轻赋思想，即老百姓能生产什么、拿出什么，官府就收取什么。

但是他的观点又不只局限在自然经济的单一思路，治人的概念不只包括民，也包括官吏，不只要看民能拿出什么，还要看官吏能做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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